谢道庸担忧的问题不久就有了答案，就在袁世凯请训出京的四日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按照西洋历计算，则是1916年11月6日，清廷正式颁布了《厘定官制谕》，万众期盼的责任内阁仍然渺无踪经，军机处依然留存，而六部不过是改了个名字，除将工部与商部合并为农工商部，又额外弄出了一个邮传部外，其余均是换汤不换药。
从光绪三十一年五大臣出洋开始，到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新官制出台，大清的立宪轰轰烈烈地搞了一年，终于将自己搞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笑话。如果说先前十二年的立宪预备期还没有完全抹杀人的希望，那么这套可笑的新官制则彻底将满清皇族的狼子野心昭示于众，从此天下的立宪派几乎全都死了心，彻底改投到孙文门下，变成了彻头彻尾地革命党，谢怀昌或许也是其中一个。
然而对谢道庸来说，这个侄儿的政治立场还不是他急需考虑的问题，作为庆王与袁世凯一派的官员，瞿鸿将他调离了外务部，放到新成立的邮传部去做了个电政郎中，这似乎是在提拔他，可倘若从日后邮传部在短短六年里换了十三位尚书的情形来看，这分明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在这频繁易主的六年开始之前，谢道庸已经有所预料。
他没有更好地方法可以帮助自己摆脱困境，只能拿出十二分的精力放在衙门里然而这十二分精力却不是为了更好地办实事，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身家安全。当一个王朝走到末路的时候，总有其非亡不可的理由，前明的崇祯帝正是看透了这一点，才会发出“大臣皆可杀”的哀叹。但一朝天子一朝臣，倘若将谢道庸和载泽这一批臣子放在励精图治的崇祯帝手下，那或许情形又会大不相同，就像日本国首相伊藤博文评价李鸿章时说的那样，将李鸿章放在日本，必定做的比伊藤好，而若将伊藤放在中国，却必然不会比李鸿章做的更好。
新官制给谢府这个放在京城毫不起眼的府邸带来了悄无声息的影响，谢道庸开始变得沉默，再也不对当下的时局发表什么看法，偶尔与谢怀昌相对谈天，也总是赞同他的意见。而谢怀昌则是彻底对大清死了心，在他还没有真正见识革命党的时候，就已经成了一个坚定的革命党毕竟中国已经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了。
婉澜在陈暨下班的时候去康利洋行寻他，两个人再一同走去使馆区的一家法国餐厅吃晚餐，婉澜穿了一身洋装，又将自己打扮成“假洋人”，因为只有这样，当她将手挽在陈暨臂弯里的时候，才没有周遭人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他们不可避免地谈起了厘定官制谕，是陈暨先起的头，他告诉婉澜：“倘若谢大人在邮传部有什么难处，而我又能帮上忙，请不要客气。”
婉澜奇道：“你能帮上什么忙？”
陈暨笑了笑：“衙门的事情我当然什么都帮不上，可如果是叔父自己的事情，而他又恰巧需要一些枪支弹药来护院的话，我倒是可以贡献一些。”
婉澜大吃一惊，扭头向周遭看了看，压低了声音：“你……你这是走私军火？”
陈暨垂着眼睛，点了一下头。
婉澜倒抽一口冷气，沉默片刻，又道：“你父亲知道吗？”
“这些事情，他不必知道，”陈暨道：“在我没有因此被枭首示众之前，他都不必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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