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四章一台电视机
一年的时间会发生很多事，尤其是在1978年到1979的这一年里。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同月云南知青北上请愿事件也令中央引起重视，并着手尽快解决知青难的问题。
元旦刚过没多几天，中央就派调查组南下，同月十五日，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发表了《十五条讲话》，明确提出：“知青不愿意留下的，都可以回去。”紧接着，中央调查组的调查结果如实汇报，促使国务院出台了针对知青的“六条”政策，这些就如同开启了大闸，使得返城洪水一泄不可收。
短短几个月内，上千万知青无不争先恐后回城，从而历时十年之久的知青运动就此终结，“知识青年”也遂成为历史名词。
知青返城了，周荣发他们这些滞留在上海的云南知青也终于解决了户口问题。三月下旬，凭着云南开来的证明，周荣发终于拿到梦寐以求的户口本，从而结束了黑户生涯。
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可同样知青的返城给城市带来了莫大的压力。那些回到上海的知青实在是太多了，除了有些有背景、或靠关系的知青家庭帮自己孩子第一时间安排了工作，绝大大多数知青只能在家耐心等待政府的安置，可这些安置名额往往是僧多粥少，全市上百个安置单位再怎么塞也只有数千个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对仅仅从云南回上海就有近五万名知青，再包括其它地区加起来的数十万知青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这样一来，社会上就产生了一个号称在搪瓷七厂工作的“待业青年”新名称。知青回城后成了待业青年，每天在家无所事事，还要忍受着街坊邻居在背后的指指点点，这对他们来说不能不是又一个打击。（上海话读音的搪=晃，瓷=住，七=吃，搪瓷七厂就是没正事干，只能晃着打发时间靠家，住着靠家，吃也靠家）
为了孩子，许多知青的父母还不到年龄就向单位打报告提前退休，以便空出工作岗位来好给子女们“顶替”，可就算这样，这样的顶替也不是万能的，依旧有一大批知青在家待业，成了社会的又一难题。
待业青年在家混着，单身的还好些，但有些年龄大的知青在外地早就成了亲，当回城政策开放后，他们的子女都已经不小了。
男女知青在同一城市的还好，拖儿带女一起回来就是，短短几个月里，曹青就见到不少这样的知青夫妻一起回到上海，就连忻康里也有好几对，甚至有一对知青夫妻回来时身边大大小小带了七个孩子，从已经十岁的老大到还抱在怀里的老七，这么多张嘴全要吃饭啊！光有户口没有固定工作，靠着积蓄和亲戚的帮助还有在街道小厂糊火柴盒每天赚几分钱，这日子是过得特别艰难。曹青经常看见那几个和小芸差不多大小的孩子穿着打了层层补丁的衣服，抱着个豁了口的破碗蹲在家门口，扒装在里面只有最差的籼米饭和当作下饭菜的一点点红辣椒，吃得是那么狼吞虎咽，津津有味。
这些还算好的，为了回城骨肉分离，把亲生孩子送给当地人的事也不在少数。就算同是知青夫妻，双方不是同一城市的，为了回城也只能离婚分手，从此孔雀东南飞，再无机会见面。
待业青年的情况引起了各动政府极度重视，可安置工作进展缓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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